近代巴蜀诗人李士棻生卒年及别号考略

近代巴蜀诗人李士棻曾被曾国藩誉为“太白醉魂”，为曾府门下“四川三李”之一，其诗作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然李氏仕宦不显，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不足，学界近年不多的相关研究，多围绕国内所存的文献，对其诗歌创作进行艺术分析，对诗人的生平介绍多简单略过，没有严谨的考证，目前仍然很有争议。通过搜罗国内外现存典籍，综合目前所见李士棻本人著述，辅以晚清近代重要报刊《申报》和与李氏有交往的朝鲜文人文献，考证其生卒年及别号，冀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解决基础问题。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五维逻辑进路

历史照亮过去，历史启迪未来。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核心内容的“四史”教育，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对高校传承红色基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相应的逻辑理路：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是融入的逻辑立场；强化大历史观、理解党的伟大贡献是融入的逻辑方法；坚持内在统一性、把握“四史”教育的整体性逻辑是融入的基本前提；抓住侧重点、精准对接各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融入的逻辑核心；坚持实践逻辑、引导大学生从“四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融入的根本遵循。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走自己的路:建党百年中国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及提升路径

自信是一种信念及精神,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发展能力及前途的信任,其形成与中国百年发展辉煌成就息息相关.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在百年磨砺中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数梦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树立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关键在于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彰显.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多维度比较,才能使其优越性得以全面彰显,并愈加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行.显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通过梳理、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历程,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之比较,以唯物史观回望并厘清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生成逻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既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又能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愈加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